第15章 天道不足惧

从那以后，许仙有时间了就会找老者聊一会儿，两人倒是聊得颇为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老者说姓名早就忘了，可以叫他钓叟。 钓叟虽然在西湖断桥垂钓，心里想着的却是国家大事，他的话题都是随着变法展开的。 楚国穷。 不是说楚国gdp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朝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造成财政匮乏。 楚国继承了后周的一切。 但凡一个国家是继承而来，那么免费获得国土、权力的代价，就是连前朝的疾病也一起接了过来。 不能只占好处，不付出代价，对不对？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建立大楚，免费继承了后周的国土、官员，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变，只不过换了一个皇帝。 后周的官员留在岗位上继续发热，在统一战争中为了减少反抗，南方十国的官员也大多留了下来。 不仅是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就连团练使、刺史也大有人在，再加上朝廷新设立的通判、知州等等，什么官都有。 此时，大楚朝廷是一锅大杂烩。 “冗官”的积弊，开国时就有了。 文彦博说：“非与百姓治天下，与士大夫治天下。” 怎么与士大夫治天下呢？ 无非是分享利益。 在楚国，只要一人当官，全家都能受益。 从宰相一直到大夫，都有资格让子孙、亲戚做官。 开国功臣曹彬去世，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李继隆去世，也荫庇了几十人。 再加上科举扩招、卖官鬻爵、商人授官楚国官员的数量急速膨胀。 楚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到楚仁宗年间就涨到余人。 这还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待岗、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朝廷给官员的工资很高。 楚国工人、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钱，只够一家人糊口而已。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资，就能达到钱。 宰相就更夸张了，月工资是40万钱，这还不算其他补贴、福利。 都说楚国是读书人的天堂，可不是嘛。 但享受着高福利的楚国读书人、官员，已经成为威胁肌体健康的恶性肿瘤。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问题。 大楚初年，边疆有辽国、西夏在闹事，朝廷不得不在边疆屯驻重兵，再加上中原无险可守，只能增加禁军数量来保卫汴梁。 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每逢灾年，朝廷都会到灾区招兵。把青壮年都安抚好，想起义都找不到人。 楚国逐渐形成辽国、西夏、汴梁三大重兵区。 有多少人呢，100多万。 楚太祖年间，全国士兵共有37万，其中禁军19万。 仅仅几十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3倍。楚仁宗年间，全国士兵共125万，禁军82万。 125万士兵的粮草、后勤、补贴、装备任何时代都是一只吞金兽，在农业社会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财政。 冗费则来自皇帝、官员的奢靡浪费。 皇帝嫁女儿、娶儿媳妇要气派吧、庆贺太平盛世要办舞会酒宴吧、各部门要不要经常考察、旅游啊？ 除了正式官员以外，那些办事员、科员等“吏”是没工资的，但也得养家吧？只能靠贪污受贿了。 大楚经济再发达，也经不起这么造啊。 大楚的花费很大，可收入却有限。 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德宗施行“两税法”，废除“租庸调制”，只收取地税和户税。 根据土地占有量和财产多少来交税。 后来因为家庭财产根本没法统计，只能盯着看得见的土地，所以“两税法”逐渐只征收地税。 为了扩充财源，朝廷建立起盐铁专卖制度。进入五代十国，各个军阀为了筹措军费，把专卖制度更加发扬光大。 这一切都被大楚继承了下来。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税，只要有人种地就能收到钱，也就没必要搞什么分拆田地之类的事了，这也是“不抑兼并”的国策由来。 可问题是：有一帮人不需要交税啊。 那几万名官员和亲戚、朋友占尽大楚红利，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而兼并土地的急先锋，也是这帮人。 大楚初年，交纳地税的自耕农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楚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纳地税的耕地占70。 根据“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地税只能减少，绝对不会增长。 幸好还有专卖制度。 除了盐、酒、茶等人民群众的刚需产品，朝廷把矾和香料也纳入专卖体系，或直接垄断，或寻找代理商，反正能赚钱就行。 垄断的利益是巨大的，大楚把专卖制度发展到极致后，收入一度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70，地税只占一小部分。 大楚的富裕和商业繁荣，大抵来源于此。 可在那个时代，又没有什么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一旦把垄断做到极致，专卖的潜力也就挖尽了。 红利消失殆尽时，大致是楚仁宗末年。 几年后，楚神宗继位称帝，面对的是一副惨淡光景： 地税早已枯竭，能维持下去已经不容易，打土豪分田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专卖制度也没有增长点，红利到头了。 可朝廷开销却在不断增长：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朝廷越来越奢侈、军费开销有时占财政收入的80 所谓“百年之积，唯存空簿”是也。 这样的大楚，可真是穷到家了。 就在这样的局面中，诸葛半山走上历史舞台。 地球上的大宋，变法的是王安石。 缥缈界的大楚没有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是诸葛半山。 彼时，在地税枯竭、专卖无法增长的既有情况下，诸葛半山另辟蹊径，提出“理财”的概念。 想在既不增加地税伤害农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增长点，也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 方田均税法： 清查土地占有情况，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让多占田者多纳税，少田无田者减轻负担。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 都是之前王朝用过的老梗，朝廷把仓库中的粮食和钱拿出来，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既便民又生财。 保甲法、保马法： 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可在必要时征召庞大的民兵队伍，又把经营不善的国营马场，下放给基层经营。 免役法： 出钱免除劳役，官府再雇人干活。 诸葛半山希望用国家力量来影响市场，最终达到民间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 虽然不像汉武帝一样狠，搞得“中产之家皆破”，但足以为帝国续命。 变法也确实带来丰厚的红利。 变法铺开以后，“青苗法”每年能带来将近300万贯收入，免役法也能带来将近400万贯，各项变法收入加起来，最终积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财富。 神龙六年，西北军收复5州，扩地2000里。 但也到此为止了。 “神龙变法”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外表，却远远没有触动灵魂。 当时的许仙，还没有穿越，没有地球上二十一世纪的先进思想，却对变法有着独特的理解，让钓叟赞不绝口。 现在的许仙，拥有二十一世纪的记忆，站在巨人的肩膀看诸葛半山的变法，又有了不同的理解。 许仙又说了一番自己的见解。 马克思说过：“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有资本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 东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没有宗教战争。东方的变法和造反，几乎都是为了重新分配利益。 诸葛半山自诩“理财”，其实还是在劫富济贫。 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赋的，但是在产业变革之前，世界财富是固定的。既然不从老百姓手里要钱，就只能洗劫利益集团。 从来不会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 在变法的过程中，迎接挑战、攻击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来支持诸葛半山。 很不幸，楚神宗不是一个好领导。 满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旧体制的受益者，现在冒出一个诸葛半山，怎能容你？ 于是，所有人都实名反对变法。 司马光公开批评诸葛半山：“这样不行啊。” 韩琦上书否定变法，富弼辞职，就连苏轼都差点因为“乌台诗案”送命 面对这样的攻击，楚神宗扛不住。 站在楚神宗的角度上看，其实也能理解： “所有朝堂重臣和一个诸葛半山，到底该怎么取舍？其实不难做。” 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牺牲，换取后代的幸福。 如果有一个强力君主支持，诸葛半山就能成功吗？ 至少有一部分不行。 “神龙变法”的内容，和商鞅、杨炎、刘晏都不一样。 他们或是砍掉既得利益阶层，或是重建财政来源。 只要有强力君主支持，是可以办到的。 而诸葛半山是用市场来调节。 根据现代商业的经验，想要完全市场化，需要有完善的金融机构。 存钱贷款找银行、损失理赔有保险，对不对？ 按照变法内容：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法令，应该由银行、国企来执行，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和信誉，做为官府和农民的中介层。 甚至买卖都需要繁荣发达的工商业来配合。 变法的一部分内容，本质上是商业行为。 可大楚毕竟是古代王朝，没有先进的金融机构，除了垄断专卖，也没有繁荣的工商业，只能交给官吏来执行法令。 用行政命令直接指导商业行为，往往会产生腐败、粗暴、和强制性摊派。 比如青苗法，官吏怎么能知道谁需要贷款呢？ 如果不是需要贷款的农民去主动，即便他们一家一户查找，官吏也不会知道到底把钱借给谁？再加上指标摊派，随便找几个人拉倒。 需要的人借不到钱，拿到钱的不需要。 真是缺了大德了。 归根结底，这部分法令太超前，大楚的社会组织根本不兼容。 就像一台90年代的电脑，都老掉牙了，你非要拿出来玩最高配置的王者荣耀、绝地求生不死机才怪。 听许仙说到这儿，钓叟懵了，问道： “马克思是谁？什么宗教战争？什么电脑？什么王者荣耀？什么是死机？” 许仙一时嘴快，说出了超时代的东西，只得胡乱解释了一番，也不管钓叟听不听得懂，又继续侃了一会儿，道： “没有强力君主支持、没有金融机构，不论是地税或理财，都没有成功的可能。 诸葛半山没有错，只是生错了时代。” 许仙评价诸葛半山的神龙变法是七分功，三分过，这三分过是因为检验过的真理，到下面具体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偏差。 钓叟说道： “这一切的一切形成了大楚的天道，它守护着大楚开国以来既定的规律，不管是谁，想要反抗，都会遭到疯狂的反噬。” 许仙最后说道： “天道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 只要能做到这三点，变法其实不难。” 许仙对变法的见解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钓叟面现惊容，道： “短短几个月不见，小哥对变法的理解竟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听小哥一席话，有如醍醐灌顶，令老朽茅塞顿开！” 顿了顿，钓叟问道： “小哥，以大楚现在的形势，究竟要如何破除祖宗成法，才能逆转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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