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带头提出反对意见，不是真心的反对迁祖陵。朱翊钧主大政十来年了，这皇帝是什么样人一般大臣可能不清楚，但对于经常面圣的重臣来说，就不可能有任何误解。 而且朱翊钧平时也并不主动搞“君心难测”那一套，免得底下人胡乱猜疑，耽误了大事。因此，重臣们都知道，皇帝是一个最“务实”不过的人，在孝道方面坚持“事亲重于事鬼”。 如果迁移祖陵能够减少水患，以王锡爵对皇帝的了解，是一定支持的。但皇帝支持，不意味着礼部尚书要支持。 王锡爵如果在潘季驯抛出奏章后表示支持，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礼部尚书。而且身为礼部尚书，在这个问题上不发言试图蒙混过关也是不可能的。 但在洞悉皇帝意图的情况下，如果反对意图过于坚决，那更是对自身前途的不负责任。因此，他用了一个“龙脉”这个不格物的理由，既表示了反对，也容易被批驳——待迁移祖陵的大势已成，自己再“无奈”转换立场完全来得及。 果然，尽管自己表达反对意见，但皇帝并不恼。如果他无脑赞同，皇帝反倒要怀疑他的“操守”，或者叫政治智慧。 又果然，“文臣叛徒”贾三近同学一次无脑反打，证明了潘季驯上的本章还是套路，王锡爵心中大定。 明白贾三近套路的不仅是王锡爵。 待贾三近发言后，未等朱翊钧说话，政事堂副相申时行已经出列反驳道：“陆海伯公忠体国，海内共睹，且不论其奏言是非，朝廷广开言路，何尝以言罪人？贾三近之言荒谬！” 王锡爵嘴角含笑，心道：“揭帖案后，这还是申时行首次表明在某事上的态度呢。” 有了副相的训斥，完成释放信号的贾三近回班。申时行接着躬身道：“陛下，孔圣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迁祖陵保民生，事人也。玄皇帝、恒皇帝、裕皇帝有灵，也必以民生为重——臣以为迁祖陵之事可行！” 话音才落，左都御史耿定向出列道：“申相之论差矣！以太祖之圣智聪明，何尝不知洪泽之险？因裕皇帝梓宫所在，为孝道不得不为耳。圣天子以‘孝’治天下，如今盛世而迁祖宗陵寝，此可称孝乎？” 终于，有大臣将迁祖陵的政治意义扩大到如今意识形态的基础“孝”上头了。包括梁梦龙在内，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因为没有人敢定义“迁祖陵”这件事是否为“孝”。 耿定向见无人反驳，苦口婆心继续进言道：“皇上。陆海伯迁祖陵之议，不过要得一个‘竟全功’。祖陵不迁，不过朝廷每年多掏些治河银子，废些人工。何必为此而至天下震动？” “陛下一言一行俱为天下法，如今一旦不重先祖陵寝，天下人将如何看待陛下？臣以为陆海伯之奏议万万不可。” 朱翊钧听耿定向的谏言，默然不语，只看向潘季驯。 潘季驯才要说话。申时行却抢先出列，躬身回奏道：“陛下。太祖修祖陵时，洪泽湖尚未如现在广大。二百年来，因淮河两侧不断增高堤坝，且洪泽湖低处低洼，大小河川之水不能进淮水而入洪泽，导致其水面不断扩大，离祖陵越来越近。如今水情与太祖时，已完全相异。此沧海桑田之功，非太祖时人所能料也。” “所以耿总宪所言太祖明知洪泽之险未见于祖宗言谈文字，此揣测之言也。”申时行神态从容，侃侃而谈，“臣曾览历年邸报，祖陵所在，早就挡不住大洪水。如今虽然黄淮分道，但洪泽枢纽作用更甚于前。若遇黄淮水位齐涨，为保祖陵，势必在泗州等处破堤分洪——此前祖陵多次遇险，都是用成千上万百姓的命才换得平安。” 他扭头看向耿定向，“耿总宪，以百万人之家园性命，保一个‘孝’字，此真‘孝’乎？” 耿定向张大嘴巴，无意义的开合两下，却发不出声音来。 此前历次洪水，邸报上说掘开某某堤坝分洪以保祖陵，耿定向从未觉得有什么奇怪。如今被申时行一问，却又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要用百万人的家园性命，去保二百年前的一座坟茔？ 其他诸臣也近乎被申时行的强大逻辑说服，一时间，殿内鸦雀无声，申时行微微一笑。 朱翊钧确信申时行适才所说与潘季驯无关，因为此前与潘季驯银章直奏往来，说的理由不是这个。那么申时行所言，就是已经提前预料到祖陵之事——真有宰相之才也。 可惜，当年他的老师曾在自己心里埋下了一根毒刺。 目视申时行，朱翊钧温言道：“瑶泉先生之言，深得朕心。众卿另有议论否？”这就是要一锤定音的意思了。 谁知还有头铁的，刑部侍郎赵志皋躬身奏道：“陛下，臣考诸史，仅金宋相争时，完颜亮迁过祖坟，其后征宋大败，兵变被弑，谥‘海陵炀王’，终贬为庶人。其后不足百年，金又被蒙元所灭。虽然风水之说非圣学所倡，然天意难问，不可不惧也。” 金国第四任皇帝完颜亮是一个风流到极点的人，其远大志向和事迹载于青史，也被诸多小说话本借鉴：“无论亲疏，尽得天下绝色而妻之。” 赵志皋将此段历史拿出来讲，众臣都为之捏把汗。 潘季驯生怕皇帝因此罚罪赵志皋，忙插言道：“江山之固，不必在风水。设若风水有用，桀纣、炀帝等不能亡天下。再说，完颜亮非亡于迁祖坟，亡乃于穷奢极欲引发金国贵族内斗，少司寇不要胡乱联系。” 赵志皋虽然政治倾向守旧，但在变法的大气候下并未表露的十分明显。因为人宽厚，被朝臣视为长者，颇得敬重。因此，潘季驯缓颊之言一出，众人都点头称是，以缓和殿中气氛。 赵志皋见潘季驯反驳自己，反问他道：“太祖、成祖兴建祖陵自洪武十八年起，至永乐十一年才告功成，支出浩繁。若迁祖陵，为免留陛下不孝之讥，势必要另择吉壤，靡费钱粮人工不计其数——与‘竟全功’相比，陆海伯可曾算过，哪个更好？” 潘季驯微笑道：“我还真算过。若迁祖陵，兴造同样规模，耗银一百五十万两足矣，更恢弘些，顶多二百万。但祖陵若迁，洪泽湖库容能扩大三倍有余，即便不遇水患，十年可省下治河银子百万——若以百年计，再加上消弭的水患，其利不可胜言。” 赵志皋无言以对，只能长叹一声道：“如此臣无异议了。”想想又不甘心，眼圈红了对朱翊钧跪地叩头道：“臣臣只恐后世留下陛下不孝之讥，致圣德有玷也。” 朱翊钧已经压下了赵志皋谏言带给自己的不快，见他心情激动，只好温言抚慰道：“行在离曲阜不远，朕打算这两天到孔府祭拜圣人。顺便问问衍圣公，迁祖陵保民生算不算孝行。少司寇跟着去，不妨再问问曲阜民间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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