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魁是上海人,一战时期他曾担任中国劳工旅的驻法翻译,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上海,入职了英国控制的上海海关,并结识了战争时期的英军飞行员乔治·马登。
其实,乔治·马登是德裔犹太人,成年之前的时光大多在德国度过。
宋文魁在上海海关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两三年,但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不少人脉,然后他瞅准那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辞职创办了黄埔轮渡局。得益于之前积攒的人脉,黄埔轮渡局不到两年时间就赚得盆满钵盈。
1925年,乔治·马登见老同事生意做得蒸蒸日上,便向宋文魁取经,宋文魁够朋友,不仅出资支持乔治·马登创办茂泰洋行(gearden),更将黄埔轮渡局注入该洋行,为这家年轻的洋行提供资产及稳定收入来源。
当然,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说白了宋文魁是看中了乔治·马登的一身白皮,当时中国的港口都被洋鬼子控制,让一张白皮掌舵公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就这么,宋文魁自降身份做起了买办,跟乔治·马登相互协作,一个负责西方关系接洽,一个负责与工人、客户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两人配合得相得益彰。
之后的几年,茂泰洋行高速发展,黄埔轮渡局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十几艘小轮和渡船的公司,并于1928年进军搬家业务,在汉口道创办了上海搬场公司。随着时间推移,该公司的车队发展到拥有20辆卡车,其中一些车在没活的时候会改装成灵车,承接白事业务。
1930年,茂泰洋行在上海上市,吸收了当时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安利洋行董事长以及业广地产董事长哈里·爱德华·安诺德,以及格蕾丝的爷爷维克多·沙逊加入了董事会。
帮茂泰洋行上市的犹太股票经纪人埃利斯·哈伊姆,进一步帮助茂泰洋行进入仓储业务,通过安排债券融资建造一座五层仓库,并成功拉来一个大客户英美烟草公司。
茂泰洋行上市不仅吸收了资金,还吸收了不少人脉,宋文魁和乔治·马登雄心勃勃,挥舞着支票开始了大收购。
1932年,在埃利斯·哈伊姆的牵线搭桥下,茂泰洋行和大公司上海拖驳船合并,各取了两边老板的姓氏,改组为“wheelockarden”公司,即会德丰。
之后的五年,会德丰高速发展,直到小鬼子打进来,乔治·马登和埃利斯·哈伊姆被小鬼子逮捕,然后被纳入战俘交换计划遣送回英国。
日据期间,会德丰全权由宋文魁和其叫去帮忙的弟弟宋文杰管理,在小鬼子的百般刁难下,成功守护住了资产,直到乔治·马登回归,之后,上海解放前夕,会德丰将资产和基地都转移到香港。
由于宋文魁在日据时期遭受过摧残,精神一度崩溃,虽然后来精神康复,但他的健康状况已是大不如前,加上年逾花甲,其妻劝服他从会德丰退休,所以,到了香港后,只有乔治·马登站在会德丰台前。
不再管理会德丰,宋文魁并没有闲着,他成了一个投资人,不时下手投资他看中的企业和股票,其中最知名的要数九龙仓。
随着禁运的消息传出,码头业务眼看要式微,他却是看见了航运业不久后会复苏,并敏锐地分析出九龙仓持有的海滨地皮将来会值大价钱,于是,他悄悄吸收九龙仓的股票,如今已持股57。
九龙仓的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一股东不得控制超过10的流通股,即最大的股东明面上不超过10的股分,一旦持有10以上的股份,即可展开谈判,强势加入董事会。
“老朋友,上海纱厂的财务状况非常不好,你对它有没有兴趣?”乔治·马登用流利的上海话说道。
乔治·马登,1892年生人,原名乔治·贡普雷希特,十七岁时他改用母亲的姓氏“马登”离开学校参军入伍,并于1912年被派往香港,不久后他退伍到羊城海关任职。一战爆发后,他被征召回军队,后奔赴上海。
从时间跨度来看,乔治·马登人生的逾一半在中国度过,且多与中国人打交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学会了地道的粤语、普通话、上海话,还能说味道非常正宗的洋泾浜英语。
宋文魁扶了扶往下落的眼镜,沉声静气道:“香港的纺织业前景看涨,上海纱厂是一家不错的企业,江上达花了不少心思。”
乔治·马登淡笑道:“江上达是狗汉奸,不能给他太多好处。”
宋文魁轻笑一声,“乔治,不管江上达是不是汉奸,都不能给他太多好处。”
江上达是上海日据时期有一号的商业汉奸,宋文魁当年吃的苦头多多少少和江上达沾点边,两人围绕江上达的汉奸身份打了个机锋。
“hktextile的中文直译香港纺织已经被占用,或许要叫会德丰纺织。”
地名加行业名是会德丰比较喜欢的企业命名规则,如果可以,这种企业命名方式通常是会德丰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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