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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赵构开大挂

赵构略一沉思,说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要根据做事的动机和目的,相对而言,这个,我姑且叫作‘相对论’。任何法度,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都应该做到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我把它叫做‘与时俱进’。 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包括元丰改制,都在试图给这个国家注入新鲜活力,这是进步的表现。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事与愿违,甚至恶化。究其原因,一是利益,二是制度。” 说到这,赵构停顿了一下,在想着怎么措辞,无意中看到厅中众人,一个个犹如小学生上课一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大气不出,眼睛直勾勾盯着赵构,像盯着一个天外来物一般。 赵构忽然想起,这是在大宋,不是在后世大学的阶梯教室,自己又开挂了。如此大量的后世信息扑面而来,这几位不困惑才怪。在古代,越是看不透的帝王术,才具有真正的王霸之气,君不见,始皇嬴政的阿房宫,光前殿就占地五十五万平方米,高台达十二米以上,换成现代,你站在相当于七十七个足球场大的空地上,仰望一个站在近五层楼高的人,那是什么感觉? 什么是洗脑?反复灌输,强制接受。当然,对这些精英,不适合这种模式,那就用海量的现代理念去不断冲击他们的大脑,直到他们开始怀疑人生。 赵构于是接着开讲:“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集体、宗族、家庭、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性的东西,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逐利之心,人皆有之。有错吗?没有,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在于利从何来?利往何去? 韩稚圭言,是取利于民,与民争利。我姑且问一句,民利在何处?我大宋遵循‘守内虚外’之策,朝廷入不敷出,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岁入2224余万缗,支出一半,尚有半数节余;天禧五年(1021年),岁入余万缗,支出余万缗,节余2407万缗;皇佑元年(1049年),岁入余万缗,收支趋平,已无节余;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为余万缗,支出万缗,又有非常支出1152万缗,出现财政赤字1573余万缗。朝廷收入逐年减少,而支出有增无减,财政赤字数额逐年增加,累世所藏,几乎扫空。” 一大串数字说出来,就像一串串炸雷,轰在大厅众人的脑袋上。这应该是户部尚书的账本子啊,怎的王爷如此精晓?几个人中,欧阳珣、邓肃二人宦海多年,汪、陈二人尚未算真正迈进这个门槛。一番话下来,都不禁心里且惊又喜,惊诧的是赵构一位年轻的王爷,能对下面的事情摸得如此清楚,而且直指户部财政大计,这不是一般王爷所能有的,如此来看,是个不好糊弄的主儿;喜的是,看起来,这位康王赵构,不像东京汴梁城里宫里宫外所传的那样,单是这个思想,这份见识,就比其他王爷高了一头。 赵构继续开挂道:“入不敷出,怎么办?加赋!于是,除了田税外,又增加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折变税等,徭役之外,还有差役,城郭之中,尚有科配,全美先生,在您看来,如此赋役,可还合理?” 欧阳珣汗都下来了,方才是话赶话,仗着文人之气,斗胆和赵构请教,实际上,却没有多少功课提前来作,但也是有地方从政的经历,自是知道治下小民的疾苦,不少庶民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不得己,将自己的私田投于大户豪绅名下,致使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这些大户豪绅,多有背景,有的甚至就是高官勋贵,名下之田,自是不用交税,国家收入不见增加,只好继续加派,形成恶性循环,致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欧阳珣怎么会不知道呢? 略拭额头,欧阳珣揖礼道:“王爷明鉴,庶民无力支付税赋者,十有八九。” 赵构点点头,请欧阳珣入座,神色庄重道:“虽是如此,自太祖开国,采取之国策的‘守内虚外’,也可以说是‘攘外必先安内’,单从这个政策本身讲,没有错。但刚才我讲了,任何一件事,要辩证的去看,要相对而言。‘守内’,怎么守?守什么?‘虚外’,是对外策略的虚?还是真虚?还是不得不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要出大问题的。对内的本质是什么?小王愚见,觉得应该是国富民强。只有国富民强,才能攘外不虚。” 赵构接过吴喜递过来的一杯茶水,喝了一口,继续说道:“庆历新政也好,熙宁变法也罢,都是旨在实现‘国富民强’这个问题,但为什么都中道夭折,半途而废?我朝历朝历代不乏大智大贤,范文正公和王介甫公,都是大智慧者,其所倡导的改革,也是与时俱进的必然,可为何执行不下去,直到完全废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赵构看了看欧阳珣,说道:“方才全美学生提到‘青苗法’,介甫公的本意是好的,小民无力承担的,由国家先补贴进去,来年还本息,旨在鼓励农桑。‘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本朝万万子民,吃饱肚子穿暖衣,在我看来,是头等大事,介甫公,怕也是这个本意。但有时候,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动机是好的,但目的往往达不到。个中原因,不知大家想过没有?” 赵鼎一直也没说话,赵构几次看过去,他都在凝神沉思。这和赵鼎一贯稳重的性格有关。不料,这个时候,赵鼎开口了。 “大帅,”他叉手揖礼道:“鼎,权值开封府士曹,和百姓多有接触,介甫公的新法,下面的庶民确有抵触,无他,还不起!我们来算一笔账,寻常田税‘见税什伍’,这就是一半,亩产二、三石不等,以三石丰产为例。一户四口之家,有私田十五亩,此为下户人家,一年两熟,年收入九十石左右,两税约占五十石,其余各税可占十五石左右,尚余三十石左右,约合三千六百斤,人均日用度在二斤多一点,再折合日常花费用支,人均口粮仅能解决温饱,一但遇上灾年,就要节衣缩食,倘若大灾之年,颗粒无收,或卖地,或借贷,自此,由主户之家,变为客户。但如果是分成地租,还要多上一二成,许多小主户或佃户,一年下来,好年景,还勉强糊口,遇上天灾荒年,只好背井离乡,家中人口多的,只好卖儿卖女,也不罕见。介甫公的‘方田均税法’,本可以缓解这个局面,无奈反对者众,也是不得行之。” 说到这,赵鼎也是长叹一声,为民之忧而忧之心,真情流露。 赵构赞许地点点头,道:“元镇先生所言极是,问题是,本是利国利民之举,怎么会推行不下去?小民无利可图,甚至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怎么会有积极性?那么,是谁把这块大蛋糕切去了一大半?” 问题的实质呼之欲出,却是十分尖锐。话已至此,芸芸众公如果还是不明白,赵构不介意给他们一些闲职养起来,至于进入核心幕僚,赵构不要连话都不敢讲的人。话都不敢讲,你怎会指望去做事! 汪若海酒到杯干,一脸熏熏,酒杯一顿,朗声道:“无他,地主豪强,勋贵高官也!”说罢,起身揖礼道:“大帅,若海家道殷实,祖上也有荫德,去岁,家中新添上等水田近百倾,均是买卖所得。今天小子酒大,恕我直言,实话实讲,并没有报府衙,府衙也没有问,不止舍下,都是如此。许多小户、下户人家,田产贱卖,本想讨个活路,却一脚又跳进火坑,租税已达八成,更有无田而有税者,升斗小民怎堪重负。只好变成流民客户,一遇动荡年月,皆成隐患。今春,若海修书老家,劝族长降低赋税,安稳地方,还好,若海的话,还有些分量,堂兄回书,称春税在五五之数,附加个税已经豁免,仅此一举,佃户已经是感恩戴德,田赋收下来,反倒增加一成,成了两利之举,族长来书,计划秋税照此办理,没想到居然有当地三成小户地主主动投靠,将田地投入门下,田业不知增加了多少。家族收入增加而国不增,若海想来,颇觉惶恐惭愧。”言罢向赵构一揖,满脸悲愤羞愧之情,皆是真情流露。 赵构扶起汪若海,道:“东叟先生肺腑之言,令人感动。也是一番大实话,掏心窝子的话,小王爱听,大家就该这样,有什么话,直言不讳,小王洗耳恭听,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大家只有把心底的话说出来,才能集思广益,拿出章程来。”无意中,汪若海拔了个头筹,众人眼中的目光,有了一些色彩。 陈东坐不住了,本身就是大炮脾气,开口道:“东叟兄所言极是,地主豪强,趁火打劫,强取豪夺,致使土地兼并日益深重,我朝偏偏‘不抑兼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地各有主,户或无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内乱不止,暴民兴事,根在于斯。黎民百姓但凡能过得去,怎会杀官造反?一如当今,不是朝廷羸弱,怎会堂堂大宋,连京师都丢了!我看,根本就是官逼民反!” “竖子,住口!”、 “少阳,慎言!” “陈少阳,你可真是个陈大炮!” ……陈东话音未落,席上已是一片叱喝之声。欧阳珣、赵鼎更是脸色大变,这已经不是“把酒话桑麻”的节奏了,这是赤果果的作死之兆。你陈东一个“反”子当头而出,还让人活吗?席上余下之人,已是离席而躬,不敢再多说一句,饶是陈东胆大,回过味儿来,也吓得站在别人后面,大气儿不敢再出。 这还了得,当着赵构,赵家康王殿下、天下兵马大元帅,陈东陈大炮,嘴一秃噜,一句“官逼民反”说出口,吓煞众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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